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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艺术中的民族主义

时间:2012-09-22 21:06来源:zyart 作者:admin 点击:
近日,公共领域上的民族主义甚嚣尘上。 事实上,无论是公共社会领域,还是当代艺术领域,民族主义俨然是一个不少人通往美妙新世界的出口。国际知名策展人侯瀚如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,中国在试图走出后殖民的过程中,出于一种无奈,或者自卑感,往往

  近日,公共领域上的“民族主义”甚嚣尘上。

  事实上,无论是公共社会领域,还是当代艺术领域,民族主义俨然是一个不少人通往“美妙新世界”的出口。国际知名策展人侯瀚如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,中国在试图走出“后殖民”的过程中,“出于一种无奈,或者自卑感,往往会寻求一种最简便的抵抗办法,就是去诉诸所谓民族主义,或者新保守主义。”

  在中国近代史上,著名学者章太炎于上世纪初发起国粹运动。当时,政治上的“被殖民”让知识分子深感不安,而强势的西方文明也让学界开始鄙薄本国文化,丧失对自身传承的信心。此时,章太炎以此为回应,热切期待“国光”重现。

  但很快,国粹运动就被一浪接一浪的西化浪潮所淹没,但其在艺术领域上却留下重要一笔。国粹运动之中,一些坚持传统美术之道的文人画家结出丰硕艺术成果,为后世仰止,如黄宾虹以及广东的国画研究会这一艺术群体。

  当代艺术中,无论西方还是东方,都出现了大量以民族主义尤其是文化民族主义为主题关怀的作品。时至上世纪90年代,张晓刚以“血缘”系列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血亲伦理问题。有评论认为,他的作品素材,取自改革开放以来因实行计划生育而产生的核心家庭;其图像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普遍经历的全家福存照,源于艺术家本人对于中国社会家庭结构的意识。

  “恰好是这种对于血亲伦理的艺术表达,使其在西方收藏界得到了广泛的青睐,同时促使艺术家本人成为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。”学者查常平指出。2008年,在法国抵制北京奥运会时,张立场明确,写信公开支持王广义、卢昊退出巴黎马约尔美术馆展览。而取消2008年6月法国展览计划的艺术家王广义,则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位国家主义者、民族主义者,国家荣誉对他很重要。

  在《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民族主义》一文中,查常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:为什么在20年前以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为目的的不少中国当代艺术家们,最终成为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倡导者?

  就此,羊城晚报采访了美术批评家、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王林。

  羊城晚报:您怎么看待当代艺术中的民族主义?

  王林: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。在讨论当代艺术时,我不使用民族主义,或者民族性这些概念。因为这些概念形成于古典时代,我们已经处于现代社会,这时候去谈论它,需要为话题设定一定限度。

  同时,我也不愿讨论艺术的民族主义,因为会引起一些误会。但我们可以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去思考问题。文化是有传统的,而文化传统总是与所处的民族、地域有关,里面总会包含很大比例的民族属性。这种不同民族、地域的各自特点则形成了多元性的差异所在,而文化多元性也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。我们总不会希望世界走向一体化,因而,在艺术上谈论文化的民族主义是有它的合理性的。在这个意义上,要呼唤文化的多元性,就会注意到文化民族主义,强调个人精神世界的个性与自由。

  但是,特别需要注意的是,文化民族主义必须要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。在历史上、在今天,后者常常被某些政治家所利用。我们现在所身处的时代已经被纳入全球化的语境之中,和古典时代不一样,人类走到今天已经有着不少共同的价值认同,比如人权、民主等。

  我们需要仔细分辨普世性和民族性的问题,而不是用民族性来否定普世价值,这往往就是某些人利用民族主义所做的事情。因此,必须警惕民族主义被专制主义所利用。

  羊城晚报:您曾提出当代艺术“中国性”的概念。

  王林:是的,中国的当代艺术应该需要“中国性”的概念。让当代艺术为中国人呈现出自身现实景遇、历史上下文,并与国际平等对话。但“中国性”,不同于东方主义的中国想象或官方化的中国想象。

  所谓“中国性”就是当代艺术中的中国属性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,中国当代艺术之所以能在国际舞台上出现,主要有两股力量在推动。其一是国外策展人对中国艺术家的关注。这种关注是有价值的,但也带有“他者”眼光的选择性。有一定的局限性;其二是外国收藏家,他们发掘和支持一批中国艺术家走向国际,但他们的行为基于市场运作的原则和规律,同样具有局限性。

  如今,中国当代艺术要在国际舞台上登场,要成为世界当代艺术中的一部分,应该建立自己的特点,而不能再依靠这两种力量。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,东方人特有的思维方式,感受世界的方式。因此在艺术上可以呈现出不同的特点,这也是对当代艺术、世界文化的贡献。

  而我近日在广州扉艺廊策划的“造像:戴耘当代雕塑作品展”中,戴耘的作品包含了一定深度的中国性。因为我认为,艺术创作的个体意识非常重要,需以个人性来集结中国性,而不是用中国性来取代个人性。

  这也是当代艺术中很关键的特质。一个艺术家能够找到自己的语言方式,并呈现出现是很不容易的,中国很多艺术家在这方面仍在摸索和成长当中。“中国性”并不是指用艺术来表态。它是艺术家在最基本的东西,艺术语言,甚至是技法之上生长出来的结果。

  羊城晚报:如何看待一些艺术家在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表态?

  王林:艺术家也是人,作为一个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者进行表态,那是他个人政治上的事情。而作为艺术上的评判,我们要从作品上进行分析。因为作品并非直接的政治表态,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,当然有些人要在作品中做政治表态,那也是他个人的选择。但始终不能用他的政治立场,来直接评判他的作品。

  我认为,艺术、作品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,它必须通过作品的艺术语言和创作方式来呈现。因此,针对艺术家在艺术上的评判,不在于他的个人的政治表态是怎样的,而是在于他是如何在自己的艺术语言当中,揭示政治的问题。同时,让这些问题能够在他的作品现场给观众感受到。也正是这种“在场性”,才使艺术成为艺术,使问题成为问题。这与一般的政治表态有着很大的不同。

  但对于艺术而言,也有着最基本的价值观。曾经有评价者说,9·11事件是行为艺术。我觉得这极为荒唐。因为艺术作品有着一些基本的价值取向,如果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取向,就是违背艺术的价值观,那么就不能称之为艺术。或许,这样的言论只是在表面上借用行为艺术这个词,加以比喻。但9·11事件违背人类共同的价值立场,根本不可以将之与艺术画上等号。这样的说法不仅是哗众取宠,更是违反人道的。

  羊城晚报:怎么看待艺术当中的政治因素?


  王林:今天的艺术已经不是纯粹的艺术问题。它不像现代主义那样,局限在艺术自身当中去发展。它已经具有跨界性,跨越出艺术本身的界限。突破形态学概念,成为文化学意义下的内容。

  当代艺术总是在与其他事物发生关系,并以此作为艺术语言呈现的对象。因此,它必须面对种种的现实问题,历史的、精神的、文化的、政治的。这使艺术具有泛政治化的倾向。但这与我们平时所指的、狭义的“权力政治”有所区别,它包含权力政治,但更为广泛、深入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艺术具有泛政治性质,当代艺术尤其如此。

  在此一领域艺术家应坦然地介入政治,可以超越政治文化,但不可能超脱于文化政治。来源: 羊城晚报  朱绍杰
 

(责任编辑:大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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